题记：

　　在女人节即将到来之际，追溯三百年前徽州女人懿德流芳，揭示出徽州女人忍辱负重的付出和牺牲，也就明白了“徽州人为什么给女人盖祠堂”的道理。

　　在“粉墙矗矗，鸳瓦粼粼”的徽州乡村广土，最气势磅礴、精美绝伦的无疑是宗族的祠堂，民居簇拥，牌坊映照，无不衬托出它的雄伟高大和庄严。祠堂不仅成为“追远报本”，聚集同宗亲邻共同祭祖感恩，缅怀先祖丰功伟绩圣地，而且也是传播程朱理学思想和徽州文化，熏陶和教育弟子知书达理、循规蹈矩、规制教化村民修德崇善的“学堂”，更是“不孝不悌者，众执于祠”，惩罚族中违反族规家法、犯科作奸者的“公堂”。大画家黄宾虹故里歙县潭渡黄氏宗族族谱首页上就有“报本之礼，祠祀为大”的族训。

　　徽州的宗族祠堂源远流长。早在唐宋时期，古徽州就已经出现了祭祀祖先的场所，但那时的徽州祠堂，大都是达官贵人的家庙家祠。徽州大建祠堂之风，兴起于明嘉靖、万历年间。明朝嘉靖十五年(1536年)，礼部尚书夏言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获得嘉靖帝恩准，开始了中国古代“臣庶祠堂之制”的重大改革，“天下得祀其始祖”，“祖不以世限，而人皆得尽其孝子慈孙之情矣”，徽州开始大规模修建祠堂。正是在这种宗祠兴盛的热潮中，徽州出现一个特有现象----徽州女祠就势而生。

　　一、徽州女祠产生的历史原因

　　徽州女祠现象最初出现在徽州类似家庙的无名内室，此上溯至徽州宗祠的萌芽时期。《清华胡氏族谱》卷六《家庙记》记载，元朝泰定元年（1324年），婺源县清华族人胡升，“即先人别墅改为家庙，一堂五室，中奉始祖散骑常侍，左右二昭二穆；为门三间，藏祭品于东，藏家谱于西，饰以苍黝，皆制也”。

　　这里所说的“制”，应为徽州祠堂的建制的“制”。其囿于朱熹《家礼》的规制：“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和以奉先世神主”。宋元时期，徽州作为朱熹传播理学的重要场所，深受朱熹理学的影响，特别是朱熹的《家礼》对徽州氏族和宗祠建制影响尤深，“人们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疏，无不井然有序”。

　　按照《家礼》规制的要求，祭祀礼制要“夫妇俱人祠堂”，“设祖考神位于堂中之西,祖妣神位于堂中之东”， 所以，在家庙“堂之东”的内室摆设女性祖先神位供家族祭祀成为宋时徽州家祠的特点，也成为此后徽州女祠现象的“雏型”。到了明代，明祭祀礼制的《大明集礼》除了综合朱熹《家礼》之《通礼·祠堂》内容外，对龛内祖、妣神主设置更加突出妣位。“祠堂之内，以近北一架为四龛，每龛内置桌。高祖居西第一龛，高祖妣次之；曾祖居第二龛，曾祖妣次之；祖居第三龛，祖妣次之；考居第四龛，妣次之。”不过，这种设置专祀祖妣神位“内室”只是散落在僻乡村壤一家一户的家族“灵堂”供奉式的类型，并不具有后世所称的“重宗谊，修世好，村落家构祖祠，岁时合族以祭”族人宗祠的功能和建制。

　　作为宗祠里设置专祀供奉祖妣“内室”的出现，最早当属始建于明代弘治年间的文昌祠中的“女祠”，比安徽歙县棠樾的“清懿堂”女祠早300年。位于古徽州呈坎村前街中街的文昌祠女祠，系明弘治年间由前罗十九世祖罗弥四（号松轩）率侄罗震孙在弘治戊午年（1498年）倡建。文昌祠又名“报本堂”，系徽州知府彭泽所题，后太师夏言又题额为“罗氏家庙”，供奉前罗始祖罗天真（号文昌）。

　　前罗始祖罗天真 (860-？)，号文昌，字性夫，江西豫章世家大族子弟罗玉崖的曾孙，世居江西南昌柏林村。自幼聪慧，研究易经，熟知星文。唐黄巢起义时，为避战乱与兄罗秋隐随父罗先义迁居建业（南京）鸡鸣山。后闻息歙州一带有其族人，加之刺史陶雅初宽厚待民，罗文昌便游学于徽州，路经婺源时结识陶刺史偏将朱古僚将军，朱将军见罗文昌谈吐儒雅，奇人异相，遂将女儿许配罗文昌为妻。后罗文昌携妻朱氏来到呈坎龙溪，眼见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竟流连忘返。

　　回建业后，罗天真对其兄罗秋隐说：“歙之龙溪，水色澄清，人情庞实，伦理端严，有田可耕，有水可渔，祖脉黄山，五星朝供，可开百世不迁之族。”于是兄弟俩同来龙溪定居。罗文昌居村东大宅园，称前罗始祖；罗秋隐居村西后岗，称后罗始祖。罗文昌之妻朱氏厚德载物，“有令德，懿行足母仪”，被邻里族人称为“呈坎第一孟母”，故后人在兴建文昌祠时内设文昌女祠，旌表朱氏懿德流芳。

　　与文昌祠女祠相隔118年后被誉为“江南第一祠”的贞靖罗东舒先生祠也有着与文昌祠“女祠”相同构造和建制的“女祠”，早于棠樾的“清懿堂”女祠180年。贞靖罗东舒先生祠是前罗宗族的一座支祠，供奉的是罗氏先祖、宋末元初的著名学者罗东舒。祠堂三进的南侧有一个名叫“则内”的内室，“则内”就是内侧的意思，当地人称“则内”为女祠，供奉祭祀的是罗氏女祖先人。女祠面积不及男祠的十分之一，高度也只有整体建筑的三分之一，女祠祠规中规定：再婚之妇和所谓罪妇的灵位不得入主祠堂。

　　随着徽州祭祀礼制推广，附属于宗祠“女祠”现象繁多。休宁县黄村黄氏宗祠“女祠”、祁门县渚口倪氏宗祠“庶母祠”、祁门县芦溪村汪氏宗祠“正义堂”毗邻的“衍正堂”女祠、歙县澄塘上头厅“女祠”、歙县长龄桥的郑家“女祠”等等举不胜举。

　　真正具有“岁时合族以祭”意义上的徽州女祠则出现在清代。有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建造的歙县潭渡黄氏的“黄氏享妣专祠”、清乾隆年间（1786-1790年）由前罗世祖罗廷梅所建的“懿善堂”女祠和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由歙县棠樾的大徽商鲍启运所建的棠樾 “清懿堂”女祠。《潭渡黄氏族谱》卷六《祠祀·新建享妣专祠记略》记载: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潭渡黄氏宗族“庀材鸠工”所建造的“享妣专祠”，“为堂五楹，前有三门，后有寝室与祠门。而堂之崇三丈五尺，其深二十七丈，其广六丈四尺。前后称是，坚致完好。凡祠之所应有者，亦无不备。阅载而后成，计白金之费三万两。”可见其气势恢宏。

　　徽州女祠密集出现在清代，除了徽州宗法祭祀礼仪制度发展变化影响外，儒商贤达们的孝道文化因素的作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经济文化发展，徽州社会重视个性和良知的人文思潮兴起。徽州土地贫瘠、山多田少，大部分徽州人外出游学经商，勤俭持家、教养子女的重责落到了徽州女人肩上。一些因科举而显贵的族子或因经商而发达的豪绅，每念及“幼承母慈，长承母训”而在入祠族祭时“瞻顾座位，母氏之祖咸阙如”时，自然就感到失落，心中有未申之情，“于私心每有未安者”，于是开始想法变通，促使全国罕见的宗祠规制的徽州“女祠”破土而出。

　　大画家黄宾虹故里歙县潭渡，黄氏族人在《潭渡黄氏族谱》中这样写道：“吾乡僻在深山中之，为丈夫者，或游学于他乡，或服贾于远地。尝违其家数年数十年之久，家之绳勉维持，惟母氏是赖。凡子之一身，由婴及壮，抚养教诲，从师受室，以母而兼父者多有之，母氏之恩，何如其重耶！正幼自恃母慈，长承母训，以有今日。”

　　乾隆年间，两淮盐务总商鲍志道盐策起家，深感成才立业家母教诲恩泽，“吾兹服贾充饶，何一非母之教”，其母郑太恭人早逝，但鲍志道仍时时回忆母亲督课情形，“夜诵所读书必精熟，母色善，然后敢卧。”鲍志道家业兴旺后便与其弟两淮盐法道员鲍启运在嘉庆年间筹资建造歙县棠樾“清懿堂”女祠，鲍氏祭祖，考妣从此分祠而祀，女祠终于从附属于男祠的“则内”规制而独立成祠。

　　另一方面，徽州文人贤达们对徽州祭祀礼制革弊出新促使徽州女祠应运而生。呈坎“懿善堂”，由清代翰林进士罗廷梅所兴建。罗廷梅之母是前夫逝后才改嫁至罗家，出身卑微，按照先祖的祭祀规制和女祠祠规的规定，再婚之妇灵位不得入主祠堂。而作为被朝廷授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行走同修、奉直大夫的罗廷梅为回报母恩，实现母亲夙愿，又不违背祖宗礼法规制，唯有“变法”将母亲灵位从“则内”请出单独建造一座女祠，供族人和家人祭祀，才能报答母恩。于是，“懿善堂”女祠建成，成为徽州历史上最早与男祠分庭受礼的女祠。

　　二、徽州女祠发展的文化背景历史

　　历史上，徽州名媛百世流芳成为催生徽州女祠繁衍的文化背景因素之一。

　　歙县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专门记载歙县西溪南“玉勾词客”秀才吴震生之妻程琼轶事。许承尧笔下程琼才华横溢，“书画算奕，无不精敏，论事评理，微妙独绝。”诗情书画无所不通，只是红颜薄命在幼子不幸夭折后，便撒手人寰，令人哀咏叹绝。许承尧写道：程琼“《堤上感怀》云：‘花飞不哭哭开前，无始空花尽可怜。为眷春光也怡逸，泪江香海有晴天。’集古今宫闺德容兼备者若干人。”当程琼自感时日不多与朝夕恩爱相伴的丈夫惜别时又含泪写下《有疾预别玉勾词客》一诗：“风流家庆古难均，共命并心异别亲。应恨块泥将打破，谁人再塑管夫人。”字里行间惜别之苦催人泪下。

　　其实，在徽州广土村野民间，这样才貌卓绝的徽州名媛比比皆是。宋代寓居钱塘的休宁人朱淑真，是朱熹的侄女，书香门第的朱淑真丽质聪慧，博通经史，精诗文、善书画、通音律，“文章幽绝，才色清丽，实闺阁所罕见者”。世人将其《断肠集》二卷和李清照《漱玉词》并称为“双绝”。

　　民国学者胡在渭的《徽州女子诗选》中，收录了仅明清两朝63位徽州女诗人109首诗作。这些巾帼奇人、才女名媛饱受徽州崇文尚学、淳厚民风和绮丽山光水色熏陶感染，抒发了无数徽州女人对爱情向往和相恋人别离苦楚、无奈的心声。

　　明末文学家凌濛初说：“徽州风俗，在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徽商崛起壮大使得徽人谚语“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成为徽州社会特有现象，汪道昆感叹：“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左儒。”由于徽州以贾代耕“业贾者十七八”，男子十三四岁、十五六岁即外出经商者比比皆是，“商必远出，出恒数载一归”。徽州族人为了传宗接代、延续血脉的需要，“十三爹十四娘”的男女早婚现象成为常态。歙县《丰南志》载：“孺人潜川汪氏，母陈，生孺人武林邸中。年十五，字次公，而次公年方十二，顾事之益加敬戒。”歙县丰南是吴姓家族聚居地，潜川汪氏15岁嫁给了13岁的吴次公，确实是“缔幼婚，聚长妇”，“男子十二三即娶”。

　　更多的苦楚是徽商妇夫妻离别、长期寡居之苦。“邑俗重商，商必远行，出恒数载一归，亦时有客久不归者，新婚之别习为故常”。清代歙县汪于鼎有一首《纪岁珠》的诗，记述的是歙县一位年青媳妇，新婚刚一月，丈夫就出远门做生意。小女子在家孤苦伶仃，独守空房，仅靠做些女红刺绣换粮度日。她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计算着和夫君离别的日子，每过一年，就要用自己的辛劳所积买一颗珍珠，放在床边小坛子里。二十余年后，当丈夫回家，家门却铁锁已锈，妻子三年前郁郁而殁。空房帏帐旁仅留小坛子里彩丝系着的珍珠二十多粒。汪于鼎诗中写道:“几度抛针背人哭，一岁眼泪成一珠……”。在那些孤单和无助的日子里，宋代诗人朱淑真一首《春怨》刻画出那种亲人离别难聚的痛苦心迹：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著摸人。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许承尧在《歙县志》之《烈女》中写道：“按歙之山国，素崇礼教又坚守程朱学，闺闱渐被砥砺，贞淑扬馨，殆成特俗”。徽州女人节操品行也誉满天下。徽州系朱熹桑梓之地，程朱理学之风盛行，徽商妇从小伴读《女儿经》、《素女经》、《女戒》，在长期“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礼教、节操观念的思想熏陶下，节操观尤为注重，常年承受着孤寂和爱情饥渴的煎熬。加之徽州宗族以朱熹《家礼》为宗旨，强化对宗族女人教化和管教，如有违背轻则跪香鞭挞，重则驱逐出族，永不归宗。由此，徽州商妇在封建礼教钳制重压下，抱贞守淑，砥砺苦节，循规蹈矩地恪守封建“三从四德”，年复一年地孝敬公婆，教子劳作。民国《歙县志》记载：明清歙县烈女竟多达8606名、同治《祁门县志》则载祁门县的烈女2839名、黟县旧志亦载明清烈女1834名。其余各县，亦比比皆是。因此也就有了“一门双烈”、“一门四烈”、“一门五烈”乃至“方门九节”之类的谥颂。

　　据统计，在古徽州各类牌坊中，以彰女子“贞节”者逾三成尚多，而歙县82座牌坊中就有37座是贞节牌坊。棠樾百来户人家，历史上先后就有贞节烈女59人……与之相衬的是徽州女人那种历经磨难、辛勤持家、刻苦耐劳的精神著称于世。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幼时“极贫”，其母蒋氏携三女租败墙破屋以宅之，且不分日夜寒暑，辛苦纺织，勤以女红，供养亮吉刻苦读书。灾荒之年，蒋氏和三个女儿以糠代粮，让亮吉吃粮，亮吉不肯，母子相拥而泣。终有洪亮吉入朝为官，光耀祖庭。

　　清道光年间茶商世家王茂荫，幼时丧父，由其老祖母方氏一手抚养长大。王茂荫后入朝为京官，赴任前，老祖母特别告诫:“汝宜恪恭尽职，毋躁进，毋营财贿”，“不欲汝跻显位，致多金”，王茂荫谨遵祖母教诲，只身赴任，不带家眷，不置房产，长年寄寓于同乡在京开设的“歙县会馆”，为朝廷国事殚精竭虑，直言敢谏，青史留名。甚至许多徽商经商之本来自于徽商妇嫁妆，歙县人洪承章在吴越经商不利，资金匮乏，其妻劝夫课业，竟“脱簪珥佐之”。

　　“新婚之别，皆为故常”的徽人在外经商，难得回家探亲。“土著或初娶妇，出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妇而子或不识其父”。而徽州宗族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多外出徽商为延续血脉纳妾蓄姬就成了一种填补的方式。明代徽商张瑀“佐父廷行公为三湘七泽游，服勤左右，事继母、庶母尤以孝称”。有的商人出外多年不归，瞒妻纳妾，“乐不思蜀”。光绪《婺源县志》卷二八记载：“詹文锡……生数月，父远游不归。年十七，誓欲寻亲，历楚蜀，入滇南，终年不遇，哀号震天……经济渡处，有往黔商船，附之，兀坐长吁。商疑问锡，告之故，商曰：‘汝吾子也。’相持哭。自是偕眷属归。”

　　徽州女人就这样历经磨难，忍辱负重，俭朴勤劳，坚毅顽强地传承和弘扬传统美德，用自己的血泪撑持了一个个和睦的家庭；用乳汁和汗水养育了古徽州大批的人杰；用才智润育促进徽州文化传播。由此，恢宏壮观、独一无二的徽州女祠问世徽州成为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