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明宣德年间，安徽省祁门县发生一起旷日持久的官司。宣德八年（1433年）和宣德十年（1435年），祁门知县分别收到祁门县十四都李阿谢和谢能静的“供状”，两份“供状”都指向同一个原因：祁门十四都李舒山场田宅继承纠纷。

李舒是当地六十亩山场和田地的乡绅，娶了同乡谢能静姐姐李阿谢为妻，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病发身亡，撇下年仅四岁孺子李务本。没料到，永乐十年（1412年）李务本也暴病身亡，于是，李舒族弟李胜舟让自己儿子李景祥作为李务本继嗣，继承家产。但李阿谢和谢能静“供状”上说，李景嗣过继后仍与其兄李景昌共同生活，并未照料赡养李阿谢。宣德七年（1432年），李阿谢向里老投诉，认为李景祥继嗣族兄李务本“昭穆不应”实为不当。“经投里老，及首告本县”，即通过当地里长、老人，向祁门县府控告。接到李阿谢投诉后，知县命里长、老人赴当地勘验调查，里长、老人调查后也觉得李景祥继嗣不合适，知县遂命李景祥返还自家，李阿谢重新选择继嗣之人。但李景昌、李景祥兄弟却以李阿谢、谢能静企图霸占李舒户族家产为由，直接向按察使上诉，按察使命徽州府重理此案，李阿谢遂向徽州府提出反诉，接徽州府府衙指令，祁门县再命十四都里长、老人和亲族赴当地调查。宣德八年、十年，李阿谢和谢能静分别向徽州府提交“供状”，由此拉开一起长达十多年官司的序幕。

其实，本案告官前，谢能静、李阿谢与李景昌兄弟间围绕李舒遗产屡屡发生纠纷。在宣德七年（1432年），十四都“理判老人”谢尹奋、谢志道等曾多次出面调处纠纷。宣德三年（1428年），谢能静因李景祥的山木卖价压住自家不放时，找谢氏族人谢志道、谢能迁进行调停。宣德六年（1431年），谢能静擅自砍伐、赊卖李景祥山林时，李景祥又“状告”于老人谢尹能处置。

明《教民榜文》中规定：“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动辄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若不经由者，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发回里甲老人理断”。据此，户婚、田地、邻里等诉讼不经当地里长、老人而径直投诉官府，不仅不允而且要受到“杖断六十”的处罚。《教民榜文》为里老理讼提供法律制度支撑。这起继承纠纷，李阿谢先“经投里老”再“首告本县”，知县接到投诉则命里长、老人调查核实取证并据情裁定。案件中，当地里老不仅在李阿谢告官前调停多次，而且在整个诉讼调查取证和处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明初古徽州“理判老人”被赋予了“理断”户婚、田土等案件权力，徽州民间纠纷普遍出现“具词投告本都老人”，由“理判老人”审案的情形。而官府为“节省民财”，不少案件也不急于派出衙役拘传当事人到堂候审，常常由当地里老、族长或族亲办理县（府）衙的信牌（票）送传差事，甚至“勾追人犯到官”这种公差也由当地里老完成，由此在徽州广土村野普遍出现“里老断案”的讼事文化现象。

《教民榜文》规定，老人一般于里中“推举平日公直，人所敬服者”充任，与地方里长、甲首一道行使对地方社会的管理。这些老人在当地均德高望重，知书达理。祁门县十四都谢氏宗谱《孟宗谱》中就记载了谢尹奋老人家世。谢尹奋祖父谢俊民是当地饱读经书的“处士”，其父谢景旦作为儒士被举荐，由祁门县学训导荣升为江西赣州府知府。谢尹奋被《孟宗谱》收录其“遗像赞”，“发廪括困，惠素及困穷，排难解纷，善闻于州里”。不难看出，谢尹奋作为祁门县十四都“理判老人”，属于德才双馨长者。

里老调处纠纷还有一个现象，即往往与同族、族亲和近邻等相互融合，通过“众议”进行调停，形成徽州宗族社会独有的纠纷调处体系。明正统元年（1436年），谢能静管业的吴坑口山地与居住县城周克敏、谢振安共同经营的山场接壤而发生山界纠纷，结果双方“不欲紊繁”，在里老、族亲等调停下“凭众议”后，订立和息合同，以平分争议土地而和解。正统二年（1437年），在同一山地，谢振安与谢能静又发生地界纠纷，结果双方也是在族人、里老调停下，“凭众议”划定新界重新订立合同和解，合同中作为“劝议人”的谢丛政、谢用政合署签名。可见，明初徽州的老人制、同族、“众议”等方式解决纠纷比较常见，这跟徽州历史上北方大族三次迁徙徽州，形成徽州宗族社会密切相关。

古徽州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宗法关系构成徽州社会关系的现实基础，这种宗族关系的维系也体现在里老对已然纠纷的处置上。在徽州宗族宗亲血脉关系影响下，徽州民间纠纷处理中，老人为维护宗族稳定和管理秩序习惯于倚靠宗族内里长、乡贤、宗亲和宗族首领等“众议”力量实现纠纷的调停和宗族内止争息讼来维系宗族的伦理秩序。

里老制最初产生于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因无能、贪婪官吏欺压残害百姓致使向京师越诉的诉讼连年不断，朝廷为严厉禁止越诉，命地方官府选出公道正派的老人，授予《教民榜文》，委任处理乡村户婚、田宅、斗殴等纠纷，并由老人会同里甲进行裁决。直至洪武三十一年三月，《教民榜文》颁布施行，里老制最终确立。

里老裁决一般在类似司法审判的场所“申明亭”里进行，“凡老人里甲剖决民讼，许于各里申明亭议决”。裁决形式系《教民榜文》创制的一种独特“群裁”制度：“本里老人，遇有难决事务，或子弟亲戚有犯相干，须令东西南北四邻里分，或三里五里众老人里甲剖决。如此，则有见识多者，是非自然明白”（《教民榜文》第五条）。理讼时严格按照坐次顺序：“其坐次，先老人，次里长，次甲首。论齿序坐，如里长年长于老人者，坐于老人之上”（同上第三条）。可见，明初民间纠纷理讼讲究秩序规制，并依靠乡村里老和甲首等合力。

《教民榜文》还赋予里老“用竹簏、荆条量情决打”的处罚权，但不允许将乡民拘禁或投狱，要求“晨则令问，晚则放回”（同上第十三条）。至于裁决效力，《教民榜文》规定了不允当事人上告，官府也不能直接受理。“民间词讼已经老人里甲处置停当，其顽民不服，辗转高官，捏词诬陷者正身处以极刑，家迁化外。其官吏人等，不察所以，一概受理，因而贪赃作弊者，一体罪之”（同上第十二条）。同时，里老裁决后，“其刁顽之徒，事不干己，生事诉告，搅扰有司官吏，生事罗织，劝科贿赂者，俱治以罪”（同上第十一条）。

为了维护里老理讼裁决效力，《教民榜文》还从官吏乡民两个方面作出对里甲老人理讼的司法保障。一是“老人里甲剖决词讼，本以便益官府。其不才官吏敢有生事罗织者，罪之”（同上第六条）。二是乡里“顽民”因被老人责罚，“怀挟私恨”而将老人“排捏妄告”，则“顽民治以重罪”（同上第二十条）。《教民榜文》还对参与理讼的里甲老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里老人不能决断理讼致使讼民赴官陈告的，“里老人亦各杖断六十”，徇情作弊，颠倒是非，不能公正断案的，“以出入人罪论”，里老人不行正事，倚法为奸，“挟持里甲，把持官府，不当本等差役，违者，家迁化外”。理讼中，里老人不合众议、搅扰坏事的，“许众老人拿赴京来”。里老人犯罪的，“许众老人里甲公同会议，审察所犯真实，轻者就便剖决，再不许与众老人同列理讼。若有所犯重者，亦须会审明白，具由送所在有司，解送京来”（同上第二条、第八条、第九条）。

此外，里甲制下老人除了上述职权外，还担负着特殊职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第二次攒造黄册所定的《攒造黄册格式》中规定，老人对官吏、里甲攒造黄册时不法行为可以“上奏京师”。里老对于逃犯、逃亡士兵或无路引可疑人、私盐犯人等，可逮捕押至兵部。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三月，明太祖下旨规定，“今后里甲、邻人、老人所管人户，务要见丁着业，互相觉察”，赋予了老人监管甲内人户行踪、担负当地治安和维持秩序的职责。在洪武年制定的《新官到任仪注》“参见礼”规定中，“坊、乡老人”在明朝身份等级处于衙役、里长、胥吏之上，仅次于生员。

里老制推行前的宋元时期，乡村治理和纠纷调处由村乡德高望重的乡绅、族长、耆老等担当。元末明初理学家、教育家汪克宽在其《环谷集》卷八《传·郑长者传》中这样记载：“乡邑讼理不决者，往往求直于长者，无不惭服而去”。歙县洪氏一族乡贤洪味卿“乡闾讼争者，多诣父君求直，其有私为不善者，辄相语曰，洪公闻之，宁无愧乎”。因其在处理乡村纠纷中秉直公道，以至于洪味卿去世后，乡间“强暴相凌弱寡，里中讼争纷然，以强凌弱，不能伸一啄”，邻里感叹“安得复见洪公，以白吾心也”（程文撰，《新安文献志》卷八九《邢实·遗逸·洪府君味卿墓志铭》）。

至元七年（1270年），元世祖忽必烈颁行“劝农条画”（即“社规”）进行乡村管理，规定每五十户为一“社”，遴选一名“年高通晓农事”者为社长，担当指导督励农耕及义仓营运等劝农工作，并对善行者表彰和恶性者告诫（《元典章》卷二三《户部九·农桑·立社》，《劝农立社事理》），还兼任预防盗匪叛乱职能。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朝廷又颁布“至元新格”，规定“诸论诉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喻解，免使妨废农务烦紊官司”，至此，社长被赋予调处民间纠纷职权。

大德年间（1297年—1307年），徽州路总管郝思义将大司农司编撰《农桑辑要》，规定“颁之社长，俾专劝课”，直至元末，徽州各都里村乡的社长不仅指导和劝农、教化，而且还负责调处民间纠纷，兼任防范盗匪扰民的社会治安职能。元统三年（1335年），祁门县十三都村民洪社客在巡山中发现四都村民潘富二采伐杉木并印上铁号标记归自己所有，认为盗伐自家杉木而投诉社长。经两都社长、族亲众人赶赴实地勘验，发觉杉木并非洪社客山场，洪社客即写下退号文书，并认可社长调停，“自用人工搬移前去，本家不在阻挡”。可见，当时民间纠纷调处由社长、族亲、宗族首领等共同参与。但元代社长主要以当地纠纷调停为主，并不参与地方官吏处理的诉讼案件，此区别于里老对民间纠纷的裁决。

作为理学大师朱熹故里的徽州，宋元时，当地崇尚程朱理学，文儒之风盛行，“新安为文公阙里，后先相望，斯文盛昌”。除了注重礼仪诚信道德教化，以徽州族规家法规束管理族人外，乡贤士人和宗族首领积极参与民间纠纷调处、教化笃行，并劝农促商。元末，当地通过乡饮酒礼、乡祭教化礼谕乡民等活动，积极推行保甲制来巩固乡村秩序（郑玉《师山遗文》卷一《序·荆山乡饮酒序》）。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端复初在徽州主持制定鱼鳞册，进行土地田宅登记管理，进一步强化田宅纠纷的预防和徽州宗族管理。

明洪武初年（1367年），各乡村推行里甲制，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在全国里社内建造“申明亭”和“旌善亭”，教化整饰乡风。洪武八年（1375年），各地设社学和里社坛、乡厉坛，进一步进行乡村教化和宗族管理。洪武十四年（1381年）正月，由十户里长户和百户甲首户构成的里甲制向全国推广。此间，洪武十年（1377年），“初令天下郡县，选民间年高有德行者”设“耆宿”制负责乡里教化和纠纷处理，每里一名的耆宿从当地老人中选出，即使耆宿制废止后，这些耆老、耆民阶层依然存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耆宿”制因“蠹食乡里，民反被其害”而被废止，直至老人制施行。

《教民榜文》对里老人选任条件是“但年五十以上，平日在乡有德行、有见识，众所敬服者，俱令剖决事务，辨别是非”，老人由里内众人推选出公正、有声望者三至十人组成。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明中期徽州推选各里老人的同时，设置了“耆老”役职。休宁县《茗州吴氏家典》的《社会记》记载了景泰六年（1455年）八月，“大府孙公于邑之每里设一耆老，以礼劝谕”。明成化四年（1468年）三月，祁门十一都汪异常与其弟汪异辉因共业山界发生纠纷，“耆老李仕忠等到山查踏，前项所争山地立界，对半均业”。和解息讼合同末尾有“耆老”李仕忠、“老人”李景昭、“族长”汪仕美、“中人”李景润等署名。显然，与各里老人区别设置的“耆老”与老人和族长一道承担纠纷取证调停职责。

老人理讼范围不仅仅是户婚、田宅、斗殴、窃盗等民间纠纷，即使是奸盗、诈伪、人命等案件，如果不是十恶、强盗、杀人等重案，只要在“本乡本里内自能含忍省事不愿告官”的，亦可到里老处告诉、决断。为便于里甲老人处理地方事务和裁判纠纷，明洪武年还规定：“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恶，则书于此，以示劝惩。凡户婚、田土、斗殴常事，里老于此剖决。”“申明亭”和“旌善亭”不仅成为地方里老教化族人弟子之地，而且也成为里甲老人劝谕和裁判宗族纠纷场所，地方里老由此被称为“值亭老人”。到了明代中期，尤其是成化、弘治年间，老人制与地方官审判相互作用，“值亭老人”与里长不仅承担纠纷实地取证和调停，还承担复审地方官下发的诉讼案件职责。老人、里长、族亲、乡贤和乡绅与地方官融合共治，形成综合调处合力，使得大多纠纷在官府审理裁判前均在乡村以解决。

教化乡民、劝农生产是纠纷预防和维护治安的基础。“治道必先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得失”（《洪武宝训》卷一《论治道》）。老人在劝谕教化方面表现为：一是宣讲《圣谕六条》，便于推广执行。徽州祁门县西文堂陈氏一族将乡约与族规家法结合，编纂《文堂乡约家法》，把明太祖颁布的《圣谕六条》作为宣讲的主要内容，“乡约大意，惟以劝善习礼为重。不许挟仇报复、假公言私、玩亵圣谕。”（隆庆《文堂乡约家法》），并结合乡民生活实际，编成通俗易懂的演绎体文字和诗歌广为传播，熏陶匡正乖戾民俗。二是旌表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许承尧在《歙县志》之《烈女》中写道：“按歙之山国，素崇礼教又坚守程朱学，闺闱渐被砥砺，贞淑扬馨，殆成特俗”。古徽州各类牌坊中，以彰女子“贞节”者逾三成尚多，歙县82座牌坊中就有37座是贞节牌坊。歙县棠樾百来户人家，历史上先后就有贞节烈女59人。三是行乡饮酒礼，主持乡里祭祀。为“明长幼、厚民俗”，倡导敬德之风，理学之乡徽州尤为重视春祈冬祭的祭祀礼制，“尽遵文公《家礼》，各乡小异大同。”（许承尧《歙事闲谭》之“歙风礼教考”）。安徽省绩溪县上庄《上川明经古氏宗谱•新定祠规二十四条》规定：“凡祭祀，春以春分日举行，冬以冬至日举行，高、曾、祖、祢用牲，旁亲用庶馐。一切仪节，谨遵朱子《家礼》”。四是倡导乡里互助。明太祖编制里甲圣谕中指出：“凡遇婚姻死丧，疾病患难，富者助财，贫者出力，民岂有穷苦急迫之忧？又如春秋耕种之时，一家无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宁有不亲睦者乎？”明清时期，徽州出现了大量应付差徭救助类、互助互济经济类、保护水口和人居环境的环保类和教育资助宗族弟子科考类等形形色色徽州乡约。祁门侯潭十二家兴建成立的侯潭乡约会就是一个以应付差徭、互济互助为宗旨并带有经营性质的经济类乡约组织。《侯潭乡约序》记载：“吾约十二家……差摇繁多，支持弗易。且各户贫富不等，凡遇公事，甚费周张”。五是劝人息讼。《教民榜文》敕令：“凡有户婚、田土、斗殴相争等项细微事务，互相含忍”。若乡民不听老人息讼之劝而赴官陈告的，老人可缉拿问罪。

治安防范方面，老人承担着对本乡本里无籍泼皮之徒管理和本里之内盗贼等治安案件管理，以及严查户籍、防止逃户和乡里人员流动管理等职责。劝农方面，每里设置劝农鼓，每当农忙时节，老人会监督鸣鼓催促众人下田劳作，并奖励农人积极种植养殖及疏浚。

明中后期，里老在乡村民间纠纷处理中仍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更多是“劝谕里老”“谕解里老”“勘谕里老”之类作用。此时期相当数量纠纷是由受理户婚、田地等诉讼地方官下批示，命里长老人进行实地调查勘验取证，在勘验取证中，许多纠纷经过族亲众邻和里老调停解决。成化十九年（1483年），祁门县十一都方浩与汪春发生山林纠纷，接到双方当事人状告知县，虽“行拘各犯到官”听取供述，但双方争执不下，知县向里长、老人发帖文，命其实地勘验取证。接到里长、老人取证结果的报告，知县“别无余情，姑免取问”，未再次审问直接发给汪春等人帖文，令其根据取证结果，确认对纠纷土地的管业权。显然，此案根据里老取证进行了裁决。

到了清中后期，宗族、文会调解，中人调解，乡约调解较为普遍，成为最主要的方式。对于同族同村民间纠纷，大多数矛盾纠纷均可在宗族通过族长和里老等自治解决。但势均力敌的宗族间和大家族间重大矛盾纠纷，宗族组织解决不了，则提交遍布广土村野的“文会”，组织精英进行“乡评”和调解。民国徽州的《丰南志》记载：“凡遇诸大礼节，即便邀请绅衿，折衷斟酌，此文会之役，有裨祠事”。

值得关注的是，明清时期，徽州里老不仅仅在调处各类纠纷时与宗族、官府和里甲相互配合发挥作用，而且在劝谕教化、督课赋税、治安防范、兴学兴教发挥着积极职能作用，成为古徽州社会治理一支重要力量。“里老文化”现象对于当前乡村治理中的自治机制建设无疑有着积极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