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晚清时期的徽州讼事，徽州府县在“州县官堂断之后即可结案”同时，往往基于各种因素考虑，习惯于以“官批民调”形式将案件发回乡村，交族长、乡绅、约正调处，通过衙门断案与民间调解互动以达到“两造息讼，最为上策”效果，从而在徽州形成特有的“官批民调”现象。

徽州讼事之“官批民调”

晚清时期的徽州讼事中，衙门断案与民间调解互动成为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无论是户婚、田土及钱债纠纷，还是轻微人身伤害刑事犯罪乃至于社会风化等纠纷，亲族调解、自行和解、保甲调处、乡绅调处、中人调处司空见惯，尤其是徽州府县在“州县官堂断之后即可结案”同时，往往基于各种因素考虑，习惯于以“官批民调”形式将案件发回乡村，交族长、乡绅、约正调处，形成特有的“官批民调”现象。

嘉庆十二年二月，徽州府休宁县耆民程元通遣抱告程怡仁赴都察院控告“棚民方会中等纠集多人、踞种山场、逞凶釀命”。根据左都御史赓音的上奏，嘉庆皇帝将此案批转安徽巡抚初彭龄查办。按照皇帝的上谕，初彭龄迅速委派“安徽道杨懋恬、抚标右营游击和钦、太平府通判鄒光骏、庐州府通高廷瑶”前往查勘。杨懋恬等人通过调查走访，认定棚民与业主签有租约，“年限尚需迟至二十余年始届满期。若俟年满再令迁移，难免日久滋事。且恐界期仍復迁延。惟有追还租价，责令各归本籍，将山退回业主”，考虑有些出租业主贫乏，“一时追缴难齐”，杨懋恬等通过“官批民调”批转该户族长等进行协调并由族长们通过合约“先行代缴，俟追出归还”。通过上下几经“官批民调”，杨懋恬等人“传齐各棚民、将酌断租价，饬令折棚回籍缘由，明白晓示”，经过族长里甲们劝说宣讲，棚民大多愿拆棚回籍。勘查中，杨懋恬等还发现徽州府各县尚有山棚数百座，也存在同样的矛盾冲突和纠纷，提议“筹以章程、分别还价，饬令逐渐退出山场，各还本业”。

调查中，杨懋恬等发现程怡仁京控所递之词系祠长程绍阑主意，“词内所称掘濠筑垒、祖墓遭掘、程柏押毙、尸匿不交、程靳被捆无踪各情节，均属架捏”，故将应讯人证“饬县解省、听候审拟”。同年五月，安徽巡抚初彭龄将处理案情经过及筹议的章程分别上奏给嘉庆皇帝。同年八月，护理安徽巡抚印务、安徽布政使鄂云布经过审理，认为程绍阑“捏控棚民杀伤人命等情”，依“告重事不实拟军例，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定地发配”。程怡仁“听纵赴京具呈，照虚捏情混控，应照例减一等，杖九十，徒两年半”，因程怡仁“母老丁单”，“斥县查明办理”，其他相关人等也分别受到惩罚。至此，这起惊动嘉庆皇帝“京控”棚民“踞种山场、逞凶釀命”惊天大案偃旗息鼓。

雍正六年《歙县正堂给汪氏族正汪文周委牌 》中也记载：二十五都汪姓设立族正，“如有素不务业，游手好闲 ,为非匪类及行踪诡秘不法之徒，许尔族正据实指名赴县首报 ,以凭严拿究治 。”显然歙县县衙“正堂”通过“委牌”形式将“严拿究治”处置权赋予给了二十五都汪氏一族的首领和当地保甲。

这种司空见惯的“官批民调”现象在晚清乡村治理中比较普遍，不过，对于宗族社会特征凸显的徽州乡村来说，更加表现出其鲜明的地域特色。一是顺应徽州宗族社会里老乡绅乡贤调处纠纷的文化传统。宋元时，徽州乡贤士人和宗族首领就积极参与民间纠纷调处、教化笃行并劝农促商。除了注重礼仪诚信道德教化，徽州里老以徽州族规家法规束管理族人外，乡贤士人和宗族首领积极参与民间纠纷调处、教化笃行并劝农促商较为普遍。元末徽州当地还通过乡饮酒礼、乡祭教化礼谕乡民等活动，积极推行保甲制来巩固乡村秩序。《歙西溪南吴氏先茔志》中就记载，明洪武二十一年。吴氏一族祖茔地被十五都汪学盗葬，吴氏一族的吴秀民等“具投十五都耆老吴原杰”，吴原杰等对坟山进行实地调查取证，结果确认汪学盗葬，进行调处，吴氏收回墓地。

洪武三十一年《教民榜文》的颁布从法律制度层面为徽州里老理讼提供了制度支撑，使得徽州普遍出现“具词投告本都老人”，由“理判老人”审案情形，明中后期“细事”类案件民间调处数量激增。

二是里老人为首的乡里秩序崩解后，徽州乡村纠纷调处乡约、保甲、宗族、文会、乡贤乡绅等填补里老人留下的空间，多元化调处趋势凸显。明中期以后，里老人制度逐渐废弛，乡民越诉上告的越来越多，徽州州县不再严格执行《教民榜文》，官司受理后，也不直接命差役下乡，而是将帖文下发老人、里长，由其负责勘验、调查、拘唤、调处。在徽州，宗族、文会、里甲等民间团体在民间调处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乾隆初年，徽州知府何达善令府属六县乡村“慎举绅士耆老足以典型闾里者一二人为约正，优礼宴待，颁发规条，令劝宣化导。立彰善瘅恶簿，俾民知所劝惩”。随着乡约教化形式推广和功能延伸，徽州乡约的劝善惩恶、道德教化作用又朝着治安防御和护山育林扩展。徽州保甲、乡约和宗族三位一体构建模式凸显出徽州乡约地域性和宗族血缘性特征。

三是通过“投鸣乡族”机制推行，官民调处纠纷互补互动特征明显。清代的投鸣乡族是启动乡里调处的重要程序。投鸣与告状不同，告状一般是指填写官颁状式，到县衙或县衙以上官衙呈控案情。告状一旦被官衙立案受理，随即进人正式的案件审理程序，并伴随有法律效力的批语或判决。而清代的投鸣是当事人向乡里的权威组织或人士投告，请求他们出面调处纠纷。明代的“细事”类案件需先向老人和里长投递状纸请求“断决”。清代不再强制规定“细事”类案件须经里老人“断决”程序，但清初以来，乡村里长仍要协助县衙办案。《海阳纪略》中就记载顺治三年歙县县册里里长查勘回呈的信息。由于里长仍协助县衙办案，徽州民众因畏惧官衙诉讼而习惯直接向里长投鸣。顺治十六年，休宁县汪汝亨发现祖茔荫木被世仆汪阔嘴砍伐，“不平投里”，可见，清初徽州民众仍然延续着向里长状投的传统。

不过，此时的里长已经不具有“断决”职权，而只是履行查勘、勾摄、调和息讼等职能。随着黄册制度里甲制逐渐衰落，这种里长协助县衙办案制度在康熙年间两江总督和安徽府屡次禁革里排后，也“寿终正寝”。正如晚清翰林刘汝骥 在《陶璧公犊》卷十二《官咸书集成》中所述那样：“有调处之责，无裁判之权”“都董之权仅查復事实，而张弛损益，自有县主；愿认与否，自在两造。” 刘汝骥还写道“凡两造争执事件，官有判断之权，绅士但任调和之责”。显然，清代乡里调处与明代里老人“断决”调处有着实质区别，这种调处主要承担查清案情和劝解纠纷职责，若纠纷当事人不愿和解，坚持要求判断是非，乡里调处即告结束。此也符合“官批民调”特点。

四是“官批民调”民间细故种类繁多。对于户婚类民间细故，衙门在发回民调处理时，基本上批予亲族调处并提倡纠纷各方自行解决。此与徽州传统社会中倡导“床第之言不逾阙”习俗相关。这种户婚类民间细故各方之间有着极为亲密、特殊的社会关系，对于讲究族规家法、尊卑有序徽州社会来说，由其族人、亲友出面调处，不仅利于纠纷解决，也有利维系既有社会关系。所谓“何必讦讼公庭，播放家丑也”缘由在此。

对于田土类民间细故纠纷，衙门往往批回至亲族、中人、乡绅调处，也告知当事人自行解决。其缘由在于近邻亲族或故里中人对于田土状况和历史沿革较为清楚明白，批由其调处更易于纠纷解决。而对于钱债类细故纠纷除了批示中人、保甲、乡绅、亲族调处外，州县官也经常批示由具呈人自行找对方当事人协商，以寻求和解。因为在县衙看来此类纠纷案件事实简单、道理明确，故让当事人依批示自行处置较为妥当。除户婚、田土、钱债等民间细故之外，对于民间细故引发的轻微人身伤害、有伤地方风化的事件，通常由保甲长、乡绅予以调处。乡绅、保甲长基本系地方权力精英，其精英地位或源于自身声望、知识与财富，或源于国家权力的形式确认。此外，同样因生活琐事引发轻微人身损害，州县官将案件批回民间调处时，也会选择亲族调处，主要鉴于“毋伤亲亲之谊”，纠纷当事人之间存在较为亲近的社会关系，或具呈人此前向亲族寻求过救济这样便于纠纷解决。

此外，保甲长、坊厢长和宗族长、乡约及文会组织也常常履行“官批民调”职责。康熙三十三年歙县石门朱氏族人订立的轮充保长合同约定“议保内倘有是非具投小事，管月人公处，大事会众商量”。康熙十八年官颁《上谕合律乡约全书》的《讲约规条》也记载：“间有户婚争斗，一切小忿，互相劝释，或闻知乡耆，从公剖辩，侵犯者归正；失误者谢过，心平气和，以杜争竞。”同治《黔县三志》卷十五之三《艺文·政事类》也记载黔县知县李登龙对文会治理作用感叹：“予思会文以辅仁也，讲学以修德也。后世不遵此意，不事诗书，而权子母；不崇道德，而竞锥刀。其流遂至为商贾之算缗，市廛之居积，小则反唇攘臂，大则构讼钉仇。揆诸先王党塾州序之义，荡然靡有存者，此则何取乎会乎！”。这种调处教化作用正如民国乡贤许承尧在其《歙事闲谭》卷十七《歙风俗礼教考》中指出那样：“乡有争竞，始则鸣族，不能决则诉于文会，听约束焉。再不决，然后构于官，比经文会公论者,而官藉以得其款要过半矣。故其讼易解”。

由此可见，徽州州县衙“官批民调”制度对于徽州民间“俾两造息讼，最为上策”息讼罢访有着十分重要作用，为当下诉源治理中讼案委派委托调解提供了积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