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清乾隆、嘉庆年间，随着安庆、泾旌及江西上饶地区棚民不断迁入徽州，形成了徽州历史上特有的棚民现象。近万位棚民来到徽州山区，伐林耕种、开采煤炭，无序滥发乱采造成徽州当地“山倾石泻，涨塞河道”“山下田庐皆受其害”，环境恶化和生态资源破坏。休宁县耆民程元通惊动嘉庆皇帝的“京控”案，引发官府全面开展逐棚禁山，在徽州当地乡坤乡贤和民间组织协助下，棚民滥伐乱垦现象得以遏制，保护了当地生态资源。
清乾嘉时期徽州棚土纠纷系列案
徽州山区历史上的棚民现象是古徽州特有现象，引发官府重视并加大整治力度的，应该起源于那起惊动嘉庆皇帝“京控”的徽州棚民“踞种山场、逞凶釀命”，而由安徽巡抚初彭龄奉旨委勘道宪杨懋恬、高廷瑶等查禁的大案。
嘉庆十二年（1807年），休宁县耆民程元通赴京控告棚民方会中等逞凶酿成命案，程元通在赴京控诉棚民罪状中，声泪俱下地陈述棚民私行开垦，对休宁山区生态造成“山倾石泻，涨塞河道，山上坟茔尽行挖掘，山下田庐皆受其害”的破坏，（《嘉庆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左都御史赓音等为安徽休宁耆民程元通呈控棚民占山扰害事奏折》，程元通“京控”案引发朝廷震惊不安，遂下旨查禁。
随着调查的深入，初彭龄、杨懋恬等官员发现，程元通“京控”案控词中有虚构夸大“架捏”内容，“词内所称掘濠筑垒、祖墓遭掘、程柏押毙、尸匿不交、程靳被捆无踪等情节，均属架捏”（《嘉庆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安徽巡抚初彭龄为休宁县浯田岭等七处棚民已拆棚退山事奏折》）。不过，杨懋恬、高廷瑶等调查中又发现，这起“京控”案的背后，竟然连串着一系列棚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繁杂的纷争，案件的错综复杂远超出杨懋恬、高廷瑶等查案官员的预料。
早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休宁县境内就曾发生过来当地的桐城县胡宗义、怀宁县丁云高雇请12人租山搭棚，种植苞芦，与当地土著人发生纠纷，双方争殴，酿成命案。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棚民王春林随其父王达文租种休宁县程姓公共山场，嘉庆六年（1801年），王达文从程金谷等人手中私租山场，并前后缴纳租价2635银两之多，签约了长达数十年的租期。嘉庆七年（1802年），王达文病故，王春林本人无力继续承租，曾经向程金谷等人要求退租还山，但程金谷等人不同意。无奈之下，为了继续开垦所租山地，王春林邀请同乡方会中、方瑞祥、方荣林和方德成，一起前来垦种，而且将所租田地分为五股，以分摊风险。（吕小鲜:“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 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第27页）
到了嘉庆九年（1804年）二月春上，程姓族人程象符得知棚民开始在山场伐木搭棚，担忧对自家的祖茔造成破坏，前往交涉，棚土双方发生激烈争斗。私自召租的程金谷在与族人理论过程中，被程金官等人“戳伤致死”。同样参与私自召租的程柏在被族人送官审办途中，“在歇店因病身死”。酿成命案的纠纷一直闹到休宁县衙，县令审断认为“两(人命)案皆由拼山与棚民起衅”，责令“棚民王春林等退山”。王春林等人则要求程姓族人退还租金，县令由此批断，“业经前任王令讯结，断令山主缴价给领还山”。但却遭到当地一些租山山主的拒绝，“延未退山。”（袁辉，彭奕菲《以安徽休宁县租山纷争案为例看清代棚土纠纷的国家应对》，《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8年第2期，99页）
因当地土著拒不退回租金，县令无法强制将棚民驱逐，矛盾逐渐加剧。嘉庆九年八月十日，程立功连同其他七人，带着三眼铳、独眼铳等枪械，“赴王春林等山上拔毁苞芦”，在山场，程立功等人与保护苞芦的棚民王茂兰等人互殴，打伤三名棚民。嗣后，王春林等人又赶赴县衙告官控诉，程立功等人倚仗山主身份，拒不承认，此案陷入山穷水尽僵局。
嘉庆十年（1805年）七月十八日，“因叠被王春林等控告，心中怀恨，又因苞芦种近坟。”（吕小鲜:“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 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第29页）程立功、程汇公再度聚众上山闹事，这次参与闹事的土著一方有14人之多，而且，带着独眼铳、铁锹、柴棍等凶器。山场上，程立功、程汇公等人与棚民刘元漋、方效政等人发生严重冲突，双方均有受伤。当休宁县令拘讯涉案各犯时，土著一方态度强硬，“程立功等推诿不认，程绍兰避不到案。”（吕小鲜:“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 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第25页）最终导致这起惊动嘉庆皇帝“京控”案的发生。
清乾嘉时期的徽州棚土纠纷系列案频频发生，既影响当地社会土著宗族生活安宁，又造成了当地水土流失、耕田被毁等生态环境恶化。祁门县棚民砍伐开采最为严重的两地，分别是祁门县西乡王氏宗族聚居地的箬坑村和祁门北乡的程氏宗族聚居村善和村。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这样描述箬坑：“自乾隆三十年以后，异民临境，遍山锄种，近日地方效尤。每遇蛟水，山崩土裂，石走沙驰，堆积田园，国课永累。且住后来龙山场，合族公业，亦尽开挖锄种。人居其下，命脉攸关。此日坑河满积，一雨则村内洪水横流，祠前沙石壅塞。目击心伤，人皆切齿。”（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善和村程氏宗族面对外来棚民大肆砍伐开采对当地资源破坏，由族人程钝根主笔撰写了驱逐棚民的檄文《驱棚除害记》。檄文历数棚民的九大危害：“伐茂林，挖根株，山成濯濯，萌蘖不生，樵采无地，为害一也；山赖树木为荫，荫去则雨露无滋。泥土枯槁，蒙泉易竭。虽时非亢旱，而源涸流微，不足以资灌溉，以至频年岁比不登，民苦饥谨，为害二也；山遭锄挖，泥石松浮。遇雨倾泻，淤塞河道。滩积水浅，大碍船排，以致水运艰辛，米价腾贵，为害三也。”（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棚民的野蛮开垦与开采，与当地居民的经济利益冲突矛盾加剧，激发当地居民与棚民纷争和告官讼事不断。乾隆中期以来，祁门洪迎瑞、洪大由案，休宁程金官案，直至休宁程元通赴京呈控等土棚相争案件。民国《婺源县志》记载：婺源县“乾隆三年陡有泾(县)民张某某等倚余族业户某等，私拼微税，聚众深山，强砍烧炭”（民国《婺源县志》卷六十八《艺文四·序记五》）。嘉庆《黟县志》也记载：“郡境多山，近有外县民人租赁开垦，搭棚居住”，日久造成事端。（嘉庆《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附《禁租山开垦示》）道光年间《祁门县志》这样写道：“祁自棚民开垦，河道日高，水在砂下，舟不能达”“今日徽郡之患不在水碓而在垦山。”（道光《祁门县志》卷十二《水利志-水碓》）面对这种棚众之广、滥伐乱采风之甚的现象，高廷瑶在其《宦游纪略》这样写道：“余思徽郡属境，俱有棚民，不下数十万人。”（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杨懋恬办案中曾经饬令徽属各县确查，棚民有8681丁口，歙县、休宁、婺源、黟县、绩溪、祁门等县棚民所搭棚数达1563个（道光《徽州府志》卷4之2《营建志下·水利》，附《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乾嘉时期的徽州棚民现象如何起源？杨懋恬在其《查禁棚民案稿》中写道：“查徽属山多田少，棚民租垦山场，由来已久，大约始于前明，沿于国初，盛于乾隆年间。”（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明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徽州府山区的云雾山，明代“蓬居之民不下二百家”“始则山客与盗犹相忮忌，既而通货贿狎……利而居之”（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江南二十·兵防论》）。明朝官府为查禁还设立了巡检司。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抚院以徽属地方蛟水陡发，房舍漂没，田亩沙压，皆因棚民挖山之故，严饬概行驱逐。今(指嘉庆前期)棚民更多于昔，地方官亟宜禁止也。”（嘉庆《旌德县志》卷五《食货·物产》）。嘉庆《绩溪县志》记载：“近多不业而罔利者招集皖人，谓之棚氓，刊伐山木，广种包卢。”（嘉庆<绩溪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乾隆时曾任四川清溪知县的乡贤孙学治作《和施明府源夥山竹枝词》云：“腊腊包芦满旧蹊，半锄沙砾半锄泥。沙来河面年年长，泥去山头日日低。”其词注解道：“棚民租山种苞芦，休宁、祁门皆受其害，黟近亦渐有之”。
面对棚民开山采矿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资源破坏，徽州乡村当地一些乡坤贤士和宗族组织，一方面对族内私租山场违反乡规民约族人予以严惩，并纠集宗亲族人驱赶阻滞棚民滥伐乱采，另一方面通过告官诉讼依靠官府整治和制止。
一是各村乡宗族通过制定乡规民约和族规家法等，从制度上杜绝和禁止这种无序滥伐开采破坏行为。光绪年祁门县《善和仁山门程氏宗谱》中《驱棚除害记》明确写道：”棚匪之害地方也，甚于兵燹……于是，因邀合族，谋诸父老，诸父老卒牵制不果行。予乃不惮酋事，偕仲叔与族内诸君子控告于官。”（光绪《善和仁山门程氏宗谱》卷一《村居景致》，附《驱棚除害记》）。即使不属于宗族公共山场的私有山林，也需要通过订立契约严明护林保山内容。嘉庆六年(1801年)，祁门县山主凌荣户与棚民陈敦仁、王怀文签订的租山合约就写明保山护林有效开垦的内容。
二是文会、乡约、养山会等乡族组织宣教，并与当地保甲共同开展查禁活动。文会组织的精英，对村乡水口资源保护和山林资源封山育林进行宣教，并积极协助宗族通过乡评来调处各类棚土纠纷。同时，大力协助村乡乡坤乡贤和保甲组织开展山场封禁。道光二十五(1845年)，“前任浙江杭州府知府胡元熙，里六都文会会长、候选教谕胡际会，外六都文会会长、监生吴正照等”，邀集黟县里外六都文会绅耆，对棚民滥伐乱采“环请严切示禁”，黟县知县因此颁发了“禁偷窃煤山蓄养柴薪示”敕令。（同治《黟县三志》卷十一《政事·附禁》，前县县丞给通都文会请禁禁偷窃煤山蓄养柴薪示）。徽州乡约和养山会等民间组织，也积极发挥禁山护林功能。乾隆六十年(1795年)，祁门紫溪源一带山场根据乾隆奉禁“毋许私种苞芦”。山主十六都锦城约、清溪约和十五都奇峰约三约人，以“锄种苞芦为害，复立(合同文约>公禁”。（嘉庚十八年《讯详洪大由控郑目卿等讹诈送县私押并录递解后复来踞种缘由稿》）。
三是乡坤乡贤和儒生积极发挥驱棚禁山理讼报官和巡查禁伐作用。嘉庆十六年(1811年)，“原任河南灵宝县卢宦偕各都绅士公同具禀”，称“租山情弊，苞芦之外，渐至开煤”，呈请知县永远示禁。（嘉庚《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附《嘉庆十年知县苏禁水口烧煤示》、《禁开煤烧灰示》）曾任杭州知府黟县西川胡元熙，还乡后在道光二十四、二十五年(1844年及1855年)，曾四次发动该县绅士上书，呈请禁止棚民开挖，并号召“将该处产煤之山契买归公请禁”。在其感召下，“合邑绅士爱集各山主，晓以利害，劝将产煤有分法之山，割税输公，仍立承字承去蓄养树木，交租供粮，永远不准挖煤”。（同治《夥县三志》卷十五《艺文志·政事类》，胡元熙《碧阳书院收输产煤各山业公议记》）。
四是官民通力合作，落实各项逐棚封山举措，切实保护生态资源。起初，对于棚民政策，朝廷鉴于迁徙徽州等地棚民人众面广，考虑社会稳定而采取按契约年限概令驱逐措施。道光《徽州府志》写道：“除在徽属已久，业经置买田产，与土著民缔姻编入保甲者，另册送部备查毋庸勒令回籍外，其余棚民以租典地契内年限为断，其载有年限者，俟限满后，退山回籍……”（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之《国朝汪梅鼎驱逐棚民奏疏》）。后由于民众不断上告导致事态加剧，加之当地官府不断请禁，才改为概令驱逐的政策。府志所提到的汪梅鼎，系嘉庆十九年(1814)时掌浙江道监察御史的休宁人。他积极奏请朝廷督办逐棚回籍，以使当地民众居民“可永昭宁谧矣”。他在《为请申明安徽前议章程饬令地方官勒令棚民回籍事奏折》中，历数棚民对当地危害“是以占地侵山，动成讼案”，以及地方官并未按照部定章程分年饬令棚民回籍，造成近年来棚民“恃无所勾稽，故智复萌，斗殴抢夺之风叉炽”，奏折中担忧提及“窃恐酿害藏奸，势将日甚”，引起嘉庆皇帝重视，遂御批下旨“核查具奏”。
在嘉庆皇帝的旨意下，安徽各级官府以休宁县耆民程元通“京控”棚民案为契机，对徽州及整个皖南山区的棚民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查整治。各府县也在当地各宗族组织协助和当地坤士联名请禁下，积极开展逐棚禁山。黟县官府应采族、绅士、文会的要求，9次颁发封山护林禁示。嘉庆十六年(1812年)，祁门县府开展缉捕棚民的行动，县府还在善和六都程氏宗族与棚民官司裁判后，“不惮陟冈阜，越险阻。亲临督拆，各棚成敛迹就退，期年而境内肃清。”（光绪《善和仁山门程氏宗谱》卷一《村居景致》）值得关注的是，杨懋恬、高廷瑶等对休宁县耆民程元通“京控”棚民案实地调查后，对案情有了较为客观、准确的了解。在“吊齐程元通控案内各棚民召约”后，据此认为棚民“均系照约耕种”“并无谋租强占”，明断“违禁滋事，其咎不尽在棚民”。因而处理此案时，并未采取“一概驱逐”的措施，在改定棚民章程和清查棚民时亦“以契约为断”（《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九《户律·田宅》），订有契约者“以租种山场契约年限为断，限满退山回籍”；而“不立佃约者，概行禁逐”（《清仁宗实录》卷三十兰，嘉庆二十一年十月甲辰），尽可能兼顾土棚双方的利益。与此同时，通过“官批民调”方式，积极发挥地方各民间组织积极协调其他棚土纠纷作用，妥善处理好棚民退山回籍。经过官方与民间共同努力，徽州地区棚民现象“偃旗息鼓”，当地生态环境得以整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