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利用工作就是以利用者为服务对象，以馆（室）藏档案为服务手段，采取多种方式直接提供利用服务和档案开发，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故它又被称为“档案的利用服务工作”，其在档案工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诉讼档案是人民法院开展审判、执行工作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依据，也是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需要经常调阅和利用的重要历史资料。近年来我院的领导重视档案的利用工作，强调提高档案利用效果，特别是充分开发利用诉讼档案，为本院和外单位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促进和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同时诉讼档案也是法院复查案件的重要书面材料，对一些不服原判的申诉，必须通过调原卷宗进行审查并结合必要的调查，才能做到对冤、假、错案予以纠正，对正确裁判予以维持，对无理缠诉予以驳斥。如果没有完整的案卷材料，那么复查及审判监督程序就无法进行。

档案利用典型事例之一：

吴玲、胡耕南与吴卓英、汪好好、吴爱民、吴卫民、汪继玉和第三人吴根木、吴根娜房产和继承纠纷一案，双方讼争的房屋座落在徽州区西溪南乡西溪南村，土改时系吴卓英、吴文龙（已于1988年11月病故）之伯父吴志祥（于1976年病故）登记，该房屋于解放前夕曾先后由原告胡耕南之父胡进财（已去世）出资修理二次，共花去修理费折稻谷伍拾零伍斗。因吴志祥解放前携全家定居浙江，故此房屋一直由胡进财租住。1951年吴志祥曾委托其弟吴培德（吴卓英、吴文龙之父，已故）与胡进财订立了一个书面的房屋修赎协议，协议载明：该房屋由胡进财居住，期限到1960年止，届时由屋主备齐修理费折谷伍拾零伍斗取赎回房屋，在期限内谷不起利、屋不起租。此后，该屋仍由原告居住。1975年原告因房屋有倒塌危险，找到吴卓英和吴文龙商量房屋处理问题。吴卓英、吴文龙二人即到浙江找到吴志祥征求意见，吴明确表示该房屋不要了，由吴卓英兄弟二人处理。于是，吴卓英兄弟二人于1977年9月与原告胡耕南订立了拆房换地协议。1986年，原告因吴卓英把所拆除的房屋的地基转让了约26平方米给他人而与其发生了纠纷，诉至歙县法院，案经歙县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吴卓英不服上诉，中院审理后认为该案事实不清，程序不合法，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我院重新审理。我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审理后作出判决，宣判后，吴玲不服上诉。中院二次来函调阅本案原始卷宗。案经中院审理，认为该案事实不清、遗漏诉讼当事人，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我院再次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作出了（1994）徽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原告吴玲仍不服，要求上诉，中院再次来函调阅了本案的原始材料。经审查（1994）徽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吴玲在事实面前自愿撤回上诉。中院审查后，裁定准予吴玲撤回上诉。双方当事人按原判决执行，一起长达七年之久的民事纠纷几经周折，终于双方服判息讼。

民事诉讼档案的利用率相当高，特别是1986年《继承法》颁布实施以来，民事案件涉及继承权、所有权纠纷的案件日益增多，为了弄清当事人有无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往往要从档案室调阅有关案卷材料进行核查。上述吴玲、胡耕南与吴卓英、汪好好、吴爱民、吴卫民、汪继玉和第三人吴根木、吴根娜房产和继承纠纷一案，双方讼争的永恒座落在徽州区西溪南乡西溪南村，土改时系吴卓英、吴文龙(已于1988年11月病故)之伯父吴志祥（于1976年病故）登记，该房屋于解放前夕曾先后由原告胡耕南之父胡进财（已去世）出资修理二次，共花去修理费折稻谷伍拾担零伍斗。因吴志祥曾委托其弟吴培德（吴卓英、吴文龙之父，已故）与胡进财订立了一个书面的房屋修赎协议，协议载明：该房屋由胡进财居住，期限到1960年止，届时由屋主备齐修理费折谷伍拾担零伍斗取赎回房屋，在期限内谷不起利，屋不起租。此后，该屋仍由原告居住。1975年原告因房屋有倒塌危险，找到吴卓英和吴文龙音量房屋处理问题。吴卓英、吴文龙二人即到浙江找到吴志祥征求意见，吴明确表示该房屋不要了，由吴卓英兄弟二人处理。于是，吴卓英兄弟二人于1977年9月与原告胡耕南订立了拆房换地协议。1986年，原告因吴卓英把所拆除的房屋的地基转让了约26平方米给他人而与其发生了纠纷，诉至歙县法院，案经歙县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吴卓英不服上诉，中院审理后认为该事实不清，程序不合法，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我院重新审理。我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审理后作出判决，审判后，吴玲不服上诉。中院二次来函调阅本案原始卷宗。案经中院审理，认为该案事实不清、遗漏诉讼当事人，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我院再次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作出了（1994）徽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原告吴玲仍不服，要求上诉，中院再次来函调阅了本案的原始材料。经审查（1994）徽民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吴玲在事实面前自愿撤回上诉。中院审查后，裁定准予吴玲撤回上诉。双方当事人按原审判决执行，一起长达七年之久的民事纠纷几经周折，终于服判息讼。

档案利用典型事例之二：

《行政诉讼法》颁布以来，“民不告官”的观念逐步转变，越来越多的公民、法人敢于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越来越多的党政领导关心支持行政审判工作，非法干预行政审判的现象越来越少。如1999年元月20日，原告李桂荣到歙县粮食储运站粮食加工厂购买2200公斤玉米用于自己饲养生猪，并持有歙县粮食局销售发票一张，在运回黟县途经岩寺镇时，经查无准运证，被告黄山市工商局徽州分局对李桂荣没有合法粮食运输凭证运输的2200公斤玉米予以扣留。当天下午李桂荣到歙县粮食局补办了一份“歙粮NO.0018151号准运证”交给被告，但持证单位不符。元月22日李桂荣又去歙县玉米售货单位补办了NO.0001030号黄山市粮食销售统一发票和歙粮NO.0018155号准运证各一份交给被告，被告应当复核而未复核。元月22日下午被告告知李桂荣将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据此，被告认定原告已构成非法运输粮食，依照《粮食收购条例》第十三条之规定，于元月22日作出没收2200公斤玉米、罚款3000元的处罚决定。我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对原告的定性不当，认定事实不准，程序不合法，依法撤销黄山市工商局徽工商检处字（1999）第001号处罚决定，被告黄山市工商局徽州分局不服上诉，市中院调阅了基层案卷，经审查维持了区法院的判决，一起民告官的官司，经过一年的诉讼，终于以“民”胜而结束。

由此可见，我们以原案卷为蓝本，不仅妥善地做好当事人的服判息讼工作，并促进了社会治安的稳定。